当时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步加深，面临亡国绝种的空前危机。尤其是目睹近邻日本正是由于“明治以降，受到军队和医疗制度等‘新’社会制度的逼压，身体自身被重新制度化”(養老孟司，1997:47-48)而迅速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通过“脱亚入欧”成为世界强国后，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效法欧美和日本发起启蒙运动。当时最能激发民众、掀起救亡图存高潮的象征性政治语言就是“东亚病夫”。

据考证，十九世纪中期，“病夫”成为西方世界用来形容长期衰败却又无力进行变革的落后国家的政治术语。在中国，学界通常认为，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梁启超翻译刊载于《时务报》的《中国实情》用“病夫”形容中国，批判晚清,呼吁改革的政论中所出现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一语，使西方概念的“病夫”成为中国新闻界鞭挞麻木不仁的国人的警语(杨瑞松，2005)。维新派最初认为中国之病因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革，目的在于推动变法。但经历了“百日维新”后，痛感政治上无力回天的知识分子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国民，即将个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密切关联起来。在该过程中，严复所引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富强之本在于人之素质——强国必先强种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自此，中国舆论界尤其是维新派将该政治术语视为救亡图存的利器，如“今之中国……固病夫也”(严复，1962:369)、“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梁启超,1902:6),强大的舆论为戊戌变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但实际上，这里还存在着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与身体观。正如道家的“修炼”、儒家的“静坐”、佛家的“坐禅”所要求的那样，东方哲学是通过“身心一如”来获得真知的。如道教认为身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其“五脏藏五神”理论认为，作为生理器官的五脏，不仅具有代谢、呼吸等生理功能，还具有魂、魄、神、意等精神性功能，人的生理活动与精神活动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且人的身体存在、感官活动比理论反思更具原初性；身体是其他价值得以实现的起点和场所，强调通过存思身中神而与自然界中相应的诸神沟通，运用大宇宙诸神之力来提升、转化人体，直至在虚无中实现形神、性命、身心混沌不分的状态。

正是有了上述思想基础，在民族危难之际，梁启超等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梁启超，1897-8-11)等主张。一九○三年，他又痛批“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梁启超，1992:163),将原本用来形容衰败国家的“病夫”这一西方政治术语与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在一起。这种新思维和政治操作契合了当时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医学维新的思想意识，人为扭曲了西方“中国病夫论”的内涵，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康梁一辈开始，知识分子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努力于推动各种的身体改造运动，营造一个有关身体‘应然’的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而主政者也为了自身的政权的维系的考量，陆续以新政之名进行这项事业的开展”(黄金麟，2000:23-24)。族力等同于国力，政治改革需要从人的改造做起的新见解便水到渠成，“医学救国论”迅速普及。

三、被符号化的医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医生和中医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但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兰医”渐渐取代“汉方医”，一八七五年又通过“医师学术考试规则”，在确立西医的合法和主导地位的同时，从法律上将“汉方医”视为民间疗法甚至迷信，并最终予以禁绝。

在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是：首先，正如“腐儒庸医不知天地之大，少闻东洋二三国之事，以中国为冠”，“从中国之书，以其国为中土”(杉田玄白，1976:229、230)所示，日本上述举措是通过攻击“汉方医”的思想内核——儒学而展开的；其次，“在明治的法律制度中，医学制度看似其中的一部分，但在江户时代，被许可的西洋的‘知’只有兰医，还有导致明治维新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均来自兰学者……明治时期西洋医学派获得权力，非惟局部，且最具象征意义。相较于其他任何领域，近代医学是‘知’的权利化身”。可以说“从未有任何事物如医学般被如此截然区分为‘知’与‘非知’的代表”(柄谷行人,2004:152)。换言之，“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熊月之，1994:710)，即中医和西医分别被视为中华和西方文明的象征而被符号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劉金挙，2013)。

文章来源：《医学食疗与健康》 网址: http://www.yxslyjkbjb.cn/qikandaodu/2021/0505/1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