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清末民初医学制度的建立和变革深受日本影响。启蒙知识分子借鉴西欧和日本来攻击中医，引进西方医学，并将近代医学推升到最高地位，如梁启超宣扬“凡世界文明之极轨，唯有医学，无有它学”(梁启超，1897-8-11)。针对光绪帝另立医学堂、考究中西医理的变法举措，梁启超大赞:“实为维新之一政也”(中国史学会，1961：80)。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如黄子方在《中国卫生刍议》中所述，认识到“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之中之最重要者”(杨念群，2006：96)。年轻人纷纷出洋学医，仅以日本为例，一九一一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就达一百六十三人之多(牛亚华，2003)。五四之后，医学更是被置于东西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背景下，西医与中医分别被视为“科与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二元对立的象征，西医话语成为五四科学话语的重要部分。进入民国时期，围绕中医存废问题曾多次发生席卷中西医界，进而波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论争。

这种对立和斗争也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如五四作品不厌其烦地描写中西医肺病治疗方案之争。而在现实中，围绕孙中山临终治疗的中西医之争最具代表性。五四知识分子笔下的患者，往往都是在中医救治无望之后再请来西医，而此时则往往由于耽搁已久而早已治愈无望了，如巴金《春》中的海臣和《寒夜》中的汪文宣等的病死。中西医之争，其实质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观的交锋，其扦格与汇通是两种体制、两种文明纷争与对话的一个侧面，中医治疗方案所导致的死亡寓意着中医的彻底败北。

四、从医治病体到“文学救国”

进入近代以来，医学与文学的关系之所以看似更加紧密，以下原因不可或缺：

(一)小说上升为国家的表象

传统上认为，晚清启蒙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小说从“小道”迅速提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原因就在于：对小说来说，有关乎世道人心的古训和“文以载道”传统思想的影响；同时还因为小说既“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又能“开学智，祛弊俗”(邱祎萲，1989：31)，故“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商务印书馆主人，1989：51)。但实际上这里忽视了近代小说产生的前提：

(社会上)产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享受以小说为中心的近代“文学”的习惯，借助小说语言的表象，作为思想性概念的近代国民国家得以诞生。同时，国家方面发现：借助文学，近代国民国家作为一个统和体而得以表象，而创作文学的一方也自发地适应该发现所内含的期待(或者命令)，由此而产生了这种正可谓“相辅性”的关系(小森陽一，等，1999：28)。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指出，小说是国家想象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即近代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建设国民国家这一需求的结果，这在面临亡国压力的东亚各国尤为明显。正如上文所介绍，现代身体理论认为人体由世界、社会、政治、消费和医学五个层面的身体所构成，这种“相辅性”关系的产生，正是对该理论的最佳例证：近代社会成功塑造了作家的“政治身体”，并进而深刻影响到其日常与创作生活。

在日本，西园寺公望于府邸邀请小说家举办“西园寺总理与国内一流文士的聚会”()，平凡社发行“现代大众文学全集”(1913)时，时任总理大臣的若槻礼次郎致推荐词“此乃日本精神所产生的世相与人情美之大殿堂”，将小说与日本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国家层面对国民语言和文化生活加强了支配，众多作家“应运”创作，最典型的就是其后的“转向文学”“国策文学”等。在中国，基于这种“相辅性”，一八九七年严复创刊《国闻报》，立志印行新小说；梁启超将坪内逍遥所采用的“小说”这一名词转介回中国，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1989：37)，发起“小说界”革命，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工具，改革社会的热情迅速转变为创造新小说的动力。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副题便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掀起建设国语、国语文学的高潮，其目的也在于此。

(二)政治与文学相互关联的“医学性质”思想的影响

“相对于国家而言，自立的‘内面’‘主体’，正是在各项国家制度下才形成的。这个社会已经患病，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也由此而产生。自古以来，‘政治与文学’非但不是相对立的普遍性的问题，更是相互关联的‘医学性质’的思想”(柄谷行人，2004：154)，“身体是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因此，身体中的疾病也仅仅是社会失范的一个特征象征”(特纳，2003：16)。换言之，“医学身体”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

文章来源：《医学食疗与健康》 网址: http://www.yxslyjkbjb.cn/qikandaodu/2021/0505/1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