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疾疫，今惯称瘟疫，为恶性传染病。《周礼·天官·冢宰》云：“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1可见此病自古有之，且具有随时性。根据正史记载，我国历朝历代皆受疾疫的影响。文学具有时代性，受环境的影响，疾疫的发生给文学带来了别样的基质，左右着文学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案例首推建安二十三年的疾疫带来的文学事件。曹丕《又与吴质书》中：“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2是对这次事件的惨痛回忆。学者对其研究，多从主观感受出发给予惋惜之情。事实上，论及疾疫与文学，当以文学为本位，给予客观辩证之认识。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明言，元代共发生重大疫灾20次。也有学者做过更加详细的统计，指出元代自1279-1368年，这90年间至少有52年发生过疫灾，疫灾频度为57.8%。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大量以疾疫为题材或主题的诗歌，本文将其称之为疾疫诗。这些诗歌较唐宋时期的疾疫诗有更大的突破。本文将运用上述之法着力剖析元代的疾疫诗，以期展现其重大价值。文学意义元代的疾疫诗并没有因为描写疾疫而丧失文学性，相反其以疾疫为题材，融叙事与抒情于一炉，体现出异于一般题材的别样文学价值。相较于唐宋时期的疾疫诗来讲，元代疾疫诗的文学性更突出。首先，诗史互证。乃贤《颍州老翁歌》有云：“……今年灾疟及陈颍，疫毒四起民流离。连村比屋相枕藉，纵有药石难扶治……”3此诗作于至正五年（1345年），是对当时疫灾情况的真实记录。时任翰林待制的余阙对此诗作过题记：“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过半。”3《元史》亦载：“五年春夏，济南大疫。”4皆是对此次疫情的描写。《（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县志》《古今图书集成》对此也有过相关记载。是元代疾疫诗与史实互证的典型代表。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元代诗坛提倡“宗唐‘得古’”的风气盛浓，“乃贤又以学白居易新乐府见长。”5此诗还与他的《新乡媪》一道深受时人称赞，二者皆揭露现实、规讽时政，颇具白居易乐府诗歌遗风。我国古代诗歌的语言以简洁、凝练著称，以其来记录历史事件，使得诗歌语言言简意赅的特点更加凸显。除此之外，舒岳祥的《八月十九日得董正翁寺丞书兵疫后城中故旧十丧八九怆怀久之顾我已多幸矣》，直接在诗题中就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同样属于元代疾疫诗中的证史类型。诗歌证史与补史是同步进行的，原因在于诗人在将历史事件记录于笔端时，必定会有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舒诗末句云：“山城询故旧，十九是丘墟。”3不仅从宏观角度记录了史事，还从微观角度描写了事件详情，既证史又补史。诸如此类诗作，是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元代灾疫史的管口。其次，人文关怀。诗歌的本质特征被多数学者概括为“吟咏性情，感发生命”。这在元代疾疫诗中体现为其承袭了前人书写民生疾苦的传统，深刻体现了诗人们的忧国忧民情怀。王冕在《江南民》中有云：“江南民，诚可怜，疫疠更兼烽火然……”3“烽火”，即战争的代名词，此为老百姓受灾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又疾疫爆发，对老百姓的打击可谓雪上加霜。该句处于诗首，因此奠定了该诗抒发感伤之情的基调。作者对灾民之同情跃然纸上。尹廷高《永嘉书所见》有云：“况遭疫疠苦，十病无一痊。”3则充满了对患疫之人的担心。而通观元代之疾疫诗，除了展现对疾疫带来的民生疾苦忧虑的大情怀外，也流露出关心自己及朋友的小情怀。元好问《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有云：“半年卧床席，疟我疥亦顽。”3是对自己病情的无奈；揭傒斯《奉送全平章赴江西》云：“况复兵饥接，仍闻病疠缠”3展现的是对友人患病的担忧。第三，乐观心态。身染疾疫，患者固然多消颓、沮丧，但也不乏乐观心态者，他们抱着“有生必死理之常”3的心态积极入世，顽强地对抗疾疫。梁寅在《癸卯腊月雷》中表明：“虽愁瘴疠乘时作，先喜春从天上来。”3中国传统文人多豁达与超脱的精神，在元代得到了继承。刘基的《病足戏呈石末公》与《夏中病疟戏作呈石末公》二诗，仅从诗题便可看出他笑对生活的一面。元代文人在染疾时的顽强乐观心态由此可见一斑。透过元代的疾疫诗，不难发现其文学性与常见题材有异，它不在语言的优美、修辞的多样、结构的整齐等方面取胜，而是着重体现在悲惨的史实记录、细腻的心理描写、博大的人文关怀等方面。元代疾疫诗是文学与生活紧密结合的结果，以社会生活为背景，属于现实主义诗歌型。从元代疾疫诗的整体情况来看，古诗与律诗居多。古诗便于叙事，律诗注重格律，两者将疾疫这个题材文学化了，使得元代疾疫诗集叙事抒情与美感于一身。医学价值元代的疾疫诗作为诗歌有其文学性的一面，而作为主要描写与疾疫有关的诗歌，是医学界了解疾疫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因此又有不可忽视的医学价值。首先，患病感受。宋濂在《病痁新起》云：“……疟鬼胡为苦见雠，使我枯肠益悽哽。初疑筋骸稍钳束，引臂嘘呵绝驰骋。须臾颤掉力弗禁，齿牙下上声相并。蒙戎虽有狐裘温，■洗何殊冰筋冷。寒衰热壮惨尤极，百束薪蒸燃九鼎。煅膏铄髓无不到，高及头颅卑脚胫。四支似石下深潜，一气如尘寄寥迥……”6其中“疟鬼”一词出于干宝《搜神记·卷十六》，其云：“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鬼。”7受迷信思想的影响，古人认为疟疾乃鬼在作祟，故以疟鬼并称。此诗重在刻画作者染疟后的感受，写得极为细致深刻。其发病过程可表示为：肠道受染→筋骨松弛→举臂费力→颤抖无力→齿牙相击，随后冷热交替，呼气困难。“初疑”“须臾”二词更形容痛苦过程转换之快。“患病作家的感觉、经验、情绪往往和疾病有关，这样的心理定势使他们对自身所患的疾病‘情有独钟’，感受更深，描写得更真切更逼真。”8所以前人疾病发作时的表现对治疗疾病有可咨借鉴之用，元诗中展现的疾疫发作过程为后人迅速判断病种提供了依据。患上疫病后，患者的感受大多是相同的。胡天游《患疟》诗两首，其一亦云：“初若抱冰增战慄，终如坐甑剧烝炊。”3也指出了疟疾发生时由冷到热的痛苦过程。再看张翥的《病痁》，其一云：“肉黄皮皱发毛枯，一病支离困壮夫。痛要小奴搥臂膝，冷寻破帽聚头颅。邻翁教诵禳灾咒，道士来书禁疟符。车辙马蹄劳客问，药囊糜椀乏吾须。”3从此诗可以看出，作者饱受疟疾的折磨：首联从外表交代患病的严重；颔联从身体出发表明患病的感受；颈联从用药上指出治疗之法；尾联从探问上显示亲友的关心。该诗从患病写起，到亲友前来看望，是活生生的一副日常生活图景，将文学与生活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属于元诗中以疾疫为写作主题的典型。它不仅描写了患者染痁后的外表变化，还从生理角度谈及其痛苦感受。元代疾疫诗中大量记录着疾疫发病时的症状，为后期的医家诊断确诊提供了案例。其次，患病时间。《礼记·月令》载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9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9二者皆指出时令之气异常，会引发疾疫。前引《周礼》也已表明，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患上疫病。这在元代疾疫诗中亦有明显体现。洪焱祖《次韵陈山长送春纪事二首》（其一）载：“怪事凶荒有此年，春来疠鬼更行天。”3“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10故疟疾以“疠鬼”代称，与上述“疟鬼”同理。此句向我们指出了疟疾在春季更容易流行。郑允端的《卧痁》却云：“秋来多病疟，骨立瘦难支。”3指出了秋天亦是疟疾多发之季。两者足以见得疾疫的发生没有固定的时间。该诗又云：“烦热那能止，增寒奈尔为。脾神不自卫，江鬼故相欺。伏枕南窗下，空吟老杜诗。”3从女性的角度诉说了患病之苦。其末联两句——“伏枕南窗下，空吟老杜诗”3向我们指出了元代依然有用杜诗驱疟的做法。杜诗驱疟缘于杜甫《戏作花卿歌》中“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句让疟鬼闻之胆怯、见之心惊，唐末文人对此大有传诵。此典故被元人援用，说明元人还未找到有效药物来治疗疫病。尽管如此，患疫时除在杜诗中寻求精神慰藉外，元人也尝试着以药治疫。第三，治疫之法。疾疫肆虐的情况下，怎样治疗显得尤为重要。元代医学家朱丹溪尽管在《丹溪心法·瘟疫五》中用“三补”—— 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当时的治疫之法，但此法较笼统，而通过疾疫诗我们可以了解到时人的具体做法。耶律楚材《西域元日》云：“凌晨随分备樽罍，辟疫屠苏饮一杯……”3指出了酒具有驱疫的功效。用酒来治病，《汉书·食货志》早有记载：“酒，百药之长”11。耶律楚材自幼在其母的教育下，就精通医卜之术，《元史》载有：“从下灵武，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4既然耶律楚材如此精通医术，那么其诗中提及的用酒辟疫之法乃是从医家角度出发的，由此可见这种做法可能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除此之外，曹伯启《上周宣慰》云：“腊雪随车消瘴疠。”3李时珍《本草纲目》有言：“雪，洗也。洗除瘴疠、虫蝗也。”12这种祛病之方，在诗中被加以强调，达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古代用巫术治病乃是常事，元代也不例外。而从李孝光的《送陈杏林赴潮州医学教授》中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巫术的局限性：“不用越巫驱瘴疠，家家传取卫生篇。”13此句表达了作者对陈杏林寄予厚望，希望他在医术上有所建树，从而改变人们常用巫术来驱瘴疠的局面。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超前认识。有学者指出“直到清代，‘瘟疫’还没有特效药。”14早于清代300余年的元代更可想而知。元代疾疫诗展现出来的人们利用各种方法对抗疾疫的事例，是元代文人在克服病魔方面做出的有力尝试。对元后乃至今人的抗疫工作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通过元代的疾疫诗，我们还可以发现疾疫与环境恶劣有关。李京《过七星关》有云：“闻道清时无瘴疠，行人经此不须愁。”3在古代谈“瘴”色变，一点都不夸张。瘴疠，可作两层意思讲，其一指瘴疠这种疫病本身；其二指瘴气。蓝智在《感旧答倪子原》中提到：“炎荒瘴疠地”15，在《奉酬一上人病中见寄》中则指出：“地暖瘴疠偏。”15使得人们更加了解瘴疠这种疫病的特点，从而更好的预防。特殊地位疾疫诗属于疾病诗的一类，自南宋方回于《瀛奎律髓》中单列“疾病诗”以来，关注文人的疾病已成学界常态。元代之疾疫诗不仅丰富了疾病诗的写作，而且从文学、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看，均有深层意义，具有多重价值。其特别之处，体现如下。第一，突破了前人对于疾疫产生背景的认识。元代的疾疫诗常与战争并提，前引舒岳祥诗、王冕诗、揭傒斯诗莫不如是。除此之外，傅若金在《桂林》中提到：“干戈仍岁月，瘴疠接风烟。”3丁鹤年的《咏雪三十韵》云：“尽驱瘴疠南侵越，直逞阴威北犯燕。”3疾疫是自然灾害的次生结果本是人们的共识，此二诗却向我们道明人为灾害（如战争）也有可能引发疾疫。这给我们认识和预防疾疫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第二，体现了元人谶纬迷信的思想。疾疫的发生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人甚至因此丧失性命，时人闻疫色变。戴表元的《邻友疫》向我们反映了患疫之人死后，其家人不敢放声哭吊的“俗忌”：“……乡邻拘俗忌，哭吊并无声。”3与此相对应的是元代疾疫诗中反映的元人在染疫之时，求助于巫神、道士的频繁行为。这种迷信思想泛滥不仅是当时的医术匮乏造成的，还与元代之前病人常求神问道的传统分不开，是元人在治病方面谶纬文化的体现。第三，印证了各民族文化的互融。元代属于异族统治时期，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相当活跃。在疾疫诗的创作群体中，耶律楚材契丹族，乃贤蒙古族，丁鹤年回族。他们创作的疾疫诗与汉族诗人一道为疾疫诗与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互融。总之，元代疾疫诗注重心理感受和细节的描写，呈现出别样的文学性。如果说唐人只是对涉疫诗歌作了简略的局部书写，宋人将疾疫题材诗歌创作推向成熟的话，那么元人则将疾疫诗的创作作了进一步的发展。抛开疾疫给诗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元代之疾疫诗加深了元代文学的创作。清代诗人赵翼《题遗山诗》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16在流行病肆虐的可怕背景下，产生的大量带有元代元素的疾疫诗，增添了元代诗歌的创作数量，丰富了元代诗歌的写作题旨，是研究元代文学、了解元代疾疫不可忽视的一环。参考文献1.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 [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2.严可均.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杨镰.全元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3.4.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5.邓绍基.金元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章培恒.全明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搜神记[M].马银琴,周广荣,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8.张巧凤.论疾病对患病作家创作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4):58-61．9.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刘熙.释名[M]//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98.1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李时珍.本草纲目[M]//永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3.顾嗣立.元诗选[M]//永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4.刘卫英.清代瘟疫、夜游神民俗叙事的伦理意蕴[J].明清小说研究,2013(4):蓝智.蓝涧集[M] //永瑢.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6.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清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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