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渡渡的孕肚的前景化处理方式，同样出现在对产房中分娩的产妇的描写中。这位产妇的出场方式与渡渡的出场方式相似，首先出现的是她的肚子：“产妇的肚子挺得老高，我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和上半身。看起来她好像只长了个硕大无朋（比）的蜘蛛肚子和两条被脚蹬高高架起的细长而丑陋的腿。”在对渡渡的描写中，除了孕肚之外，多少还涉及面部或表情特写；而在对产妇的描写中，只剩下肚子，连她的脸都看不到。脸部代表着头脑、智力、思想，而产妇的脸被高挺的肚子遮住，暗示着美国社会和医疗机构对女性的态度：女性的价值只存在于她的生育能力。在分娩过程中，产妇被当作一副只剩下肚子的躯体，一副无知无觉的肉体。在小说中，孕妇的肚子总是被描写成奇特的、畸形的，甚至动物化的。这种对孕妇的妖魔化描写讽刺和批判了美国社会将女性视为生育机器，轻视她们的思想、智力，抹杀她们作为人的价值的做法。

医疗机构干预女性的分娩过程，把女性当作生育机器。产科医院“将分娩从一个正常的生理事件转变为一种需要对其进行预防性‘保护’的病理状态，而只有医生有资格在医院这样的‘安全’环境中提供这种保护”⑨。Weisman（威斯曼）认为，“如果说生育是女性的终极体现，那么控制和监督生育则是典型的男性领域”⑩。Bayley（贝利）也指出《钟形罩》中“男性科学对……属于女性的领域的过度入侵”?。美国社会通过分娩的医疗化，将女性的身体和她们的生育能力置于男性医疗机构的控制之下。

普拉斯借女主人公埃斯特之口，呈现出一个恶劣的、不友好的、冷漠甚至非人的医疗环境，揭露了美国医学的阴暗面。在埃斯特看来，一端支着金属脚蹬，另一端放着各种仪器的产床就像是一张可怕的刑台。在分娩的整个过程中，产妇“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呻吟声，一刻也没停过”。而巴蒂却告诉埃斯特：“他们给产妇用了一种能叫她忘却痛楚的药，尽管她一直在咒骂、呻吟，但她其实并没有知觉，因为她是在半麻醉状态中。”作为一名医学生，巴蒂站在男性的、科学的角度，为医疗人员能够利用现代医疗科技和专业知识将女性的分娩置于他们的绝对控制之下，以及他们在帮助女人实现生儿育女的女性满足上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沾沾自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给产妇用的并不是能减轻痛苦的麻醉药或止痛药，而是使她忘却痛苦的遗忘药。借助这种药物，他们剥夺了女性分娩时感受痛苦和欢乐的能力，把她变成一副没有思想和感知能力的肉体。埃斯特直言：

我觉得这种药一听就知道是男人发明的。瞧这个女人，她处在极度痛苦之中，显然每一分痛苦她都感受得到，不然她不会呻吟成那样。然而，她一回到家，马上就会怀上第二个孩子，因为那种药物使她忘却了所经历的一切痛楚。事实上，由始至终，在她内心的隐秘之处，那条长长的、漆黑的、无门无窗的痛苦隧道正等待开启，好再度将她禁闭。

这段话暗示了医学干预女性分娩背后的政治纬度：控制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生育过程、生产驯服的女性身体——生育机器。借助各种医学药物和技术，父权医疗体制力图将女性禁锢在她们的生物功能之中，使女性的身体成为禁锢她们思想的牢笼。“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现象不仅归功于女性奥秘对女性的洗脑，也有赖于现代医疗科技对女性思想意识的操控。Weisman（威斯曼）将产科医院称作生产婴儿的工厂，他尖锐地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医生将分娩变成工业生产的一种规范化形式，妇女们……‘像一群羊一样被送上了产科的流水线’”?。医学与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此实现完美融合。美国社会一方面大肆美化甚至神化母性和母亲身份，另一方面则利用医学技术确保生育的恐怖和痛苦不会阻碍女性投身于生孩子这一“伟大”事业之中。借助现代医学科技，美国社会旨在将女性变成生育机器，以维护和巩固父权制的统治地位。

分娩过程中，医疗人员对待产妇的态度进一步透露出美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当婴儿的脑袋卡住时，主治医生并未征求产妇的同意或告知她，而是全权决定在她身上开个口子，以缩短生育时间、减少婴儿的生命危险。埃斯特听见“剪刀剪开产妇皮肤的声音，像剪布料似的，血开始往下流——血红得让人发怵”。在分娩过程中，产妇除了一直发出一种非人的哀号之外，未曾说过一句话。在此意义上，她是沉默的、被动的，仿佛一具任由医生摆布的躯体。医生除了跟她说“往下使劲，托姆莫里洛太太”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言语交流。“托姆莫里洛太太”这个称呼本身就强调了产妇作为妻子的身份和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生孩子。当孩子生下来时，有人告诉她：“是男孩，托姆莫里洛太太。”但那女人既没有答话，也没有抬起头来。这位母亲没有显露出丝毫的迎接新生儿的喜悦或女性完善的满足，我们在她的反应中能看到的只有麻木和痛苦。作为母亲的真实感受和女性奥秘所宣扬的身为母亲的神圣感、满足感完全不相吻合，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反映出女性奥秘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文章来源：《医学食疗与健康》 网址: http://www.yxslyjkbjb.cn/qikandaodu/2021/0505/11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