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病院与规训空间

医学带有的政治色彩可以追溯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上。作为知识的一个分支领域，医学逐渐围绕人的身体和灵魂建立起一整套科学话语，并成为规训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福柯将“灵魂”这一因素引入他对“权力—知识”关系的论述中，他认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灵魂体现了权力的效应，指涉着某种机制，权力正是借助这种机制建构起一整套知识体系和科学话语，而这种知识和话语反过来又强化了权力的效应。人们围绕“灵魂”建构了诸如心理、意识、精神等概念，进而创造了心理学、心理治疗学、精神病学等医学分支学科，并逐渐确立这些学科在现代社会中的科学地位。这些建筑于“权力—知识”关系之上的医学知识和随之形成的医学话语，逐渐成为监狱社会中具有一定评判权威的法官，不仅确立对人们精神和灵魂的控制权，也建立起对人们身体的话语权。权力能够通过精神病学等抽象知识体系建立起它在人的灵魂这一领域中的权威地位，并进而赋予精神病医生一种对被诊断为疯癫的个人的身体的正当控制权。在福柯的论述中，精神病医生扮演着刑罚顾问的角色，而在《钟形罩》中，他们却拥有凌驾于被他们定义为疯子的病人之上的绝对权力。通过医学对个人的身体和灵魂进行干预和控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规训和控制人们的正当和合法途径。

医生和病人（尤其是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注定是不平衡、不对等的。福柯表示，“疯癫的医疗化，或者说，围绕被认定为疯子的个人的医学知识的组织……与制度和权力的运作相联系”?。疯癫的医疗化具有显著的政治色彩，它常常成为社会权力用以隔离、控制和排除异己的意识形态工具。精神病医生戈登大夫，通过给埃斯特贴上疯癫的标签，使她沦为医学的对象，并将她作为精神病例纳入医院的合法管理、检查、治疗和控制之中，确立起对其身体的控制权。实质上，精神病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理性对疯癫的绝对权力。精神病医生削弱甚至剥夺病人的权利，将其置于医疗权力的控制之下，使其丧失自主权。精神病医生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权力失衡在《钟形罩》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小说中，精神病院成为一个政治性的规训空间。“空间不是一种非物质的观念，而是文化、政治和心理现象的体现。”?对精神病院这个规训空间的分析，能够揭示权力机制在医疗空间内的运作方式和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精神病院成为美国社会对“不正常”的人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场所，通过将病人置于可视空间内，对他们进行持续观察、训练和强制，以使他们表现得体、“正常”。医疗人员的凝视不断向病人施加无形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病人被迫表现得顺从、驯服、守规矩。在市医院中，精神病人被锁在餐厅里进餐，一个护士留在屋内，负责观察、监督病人的表现。平素为大家打开碗盖、分发食物的托姆利洛夫人出院了，起初没有人想接替她的位置，埃斯特出于饥饿，便掀开了第一只碗盖。护士立即高兴地表扬道“你真好，埃斯特”，并指导她给大家分菜。而对于从埃斯特手中一把抓过碗盖倒在她餐盘上的摩尔夫人，护士则立即将她带离了餐厅，埃斯特“想象不出他们把摩尔夫人怎么了”。后来，埃斯特在打翻了护士放在她床上的托盘之后，随即被两个护理员关进了那间窗户上着铁条、原先用来禁闭摩尔夫人的房间。在医院这样一个规训空间内，医疗人员通过奖励得体行为、惩罚不当行为，在病人的意识中建立起“得体—奖励”和“越界—惩罚”之间的联系，有效地将病人规训成驯服的、顺从的身体。

埃斯特和琼所在的私人精神病院通过暂时剥夺病人的权利对其进行规训。福柯认为，“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这家私人精神病院采取的正是这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即暂时剥夺病人的权利，并按照他们的表现或恢复情况，适当地奖励给病人某些“特权”或剥夺他们现有的权利，以达到规训——“治疗”病人的目的。比埃斯特表现得好的琼先离开开普兰，搬到贝尔沙兹。此后，埃斯特便密切关注着琼的情况，她说道：“琼得到散步的权利，琼得到上街购物的权利，琼得到进城的权利。”这些都“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在她看来，琼标志着她和行将痊愈的人与“正常人”之间的鸿沟，而这些权利则成为衡量病人“正常”和“康复”与否的外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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